数字经济改变了全球生产分工的格局，使得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呈现出新业态、新趋势、新特征。然而，数字化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布局，互联网与ICT技术的深入赋能效应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缩短与回流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全球价值链生态模式。
数字技术的不平衡使得发展中经济体提升价值链治理权变得愈加困难。从工业1.0到工业4.0的发展历程，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先进技术的高位。数字平台由经济发达国家推动，在电子商务行业标准、数字要素流动、知识产权、源代码开发领域掌握着全球话语权。例如，CPTPP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两个协定代表了经贸规则领域的国际最高标准，在数字贸易领域的规则也是由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发展中国家作为被动的规则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被动接受不适于国内数字经贸发展的路径。
数字化加剧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失衡与世界经济不平等。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核心是数字要素与实体产业的深入融合。在该过程中，制造业服务化、服务型生产越来越普遍。根据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落后国家在参与传统全球价值链活动中，长期的分工固化使得低技术工人被单一重复性基础活动嵌入在生产分工中。然而，数字化、自动化进程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取代了传统分工步骤，导致产业链条“微笑曲线”中间收缩，加剧了产业内和产业间分工地位的不平等。
数字化给全球价值链模式带来了“风险敞口”。随着数字技术发展，金融机构都在加速升级核心系统，以实现服务线上化，提升作业效率和用户体验。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跨国公司之间的银行结算业务中，如何在复杂的安全环境下守住数字银行安全底线，确保信息安全系统“防得住，防得全”，正在成为每一家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为更好使数字化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融合，我们建议：一是发挥高水平开放优势，提升数字经济全球治理话语权。发挥中国数字规模优势与制度优势，形成发展数字经济强大合力。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合作，提升数字经济全球治理话语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新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融入数字经济关键技术研发国际合作，提升数字技术标准规范制定话语权。
二是培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继续深化产业融合观念，鼓励并培育隐形冠军企业与专精特新“小巨人”，支持并培育中小微企业主体的技术赋能意识。将创新引领与技术驱动摆在整个创新体系的基础性与关键核心地位，逐步摆脱旧有路径中的开放式创新体系下的技术过度外嵌、过度依赖的模仿与消化吸收模式。
三是统筹并加强数字价值链发展与金融风险管理，构建多主体协作治理机制。金融部门需要做好全面的防御体系，做好完善网络隔离技术与管理制度与业务发展的匹配机制，尝试“可信纵深防御”的数字安全理念。
（作者毛培系海关总署研究中心；王思语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世界贸易组织讲席（中国）研究院；王颀园系河南大学欧亚国际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
文章链接：
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article/yanjiu/pinglun/202303/146811.html
官方微信